海报｜扎实有效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山西再部署

（二）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体系 建设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推进对法治工作的全面监督，必须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这样的批评真是荒唐可笑。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思想领域的反作用亦即第二性的作用，表明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对独立性。

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本体论的理论使命，就在于深入分析这些社会因素或条件之间的现实的内在联系，考察这些诸多方面的社会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机理，阐释社会经济基础与法律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矛盾运动，由此发现那些在法的现象世界中起支配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当然，这种相互作用归根到底是在经济必然性基础上展开的。[2]605因之，文明社会中法的现象的社会历史运动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总要受到一定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支配。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公法和私法被看作两个独立的领域，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它们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说明，并需要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来作出这种说明。

[6]192法国大革命这一最显著的例子表明，那种认为某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制度完全依赖于政治暴力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现代社会的法律发展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其一，法的现象的运动发展要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规律，必须适应总的社会经济状况，必须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法权表现形式。此前提不在，则其他问题只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

如果说两者有所区别的话，其区别仅在于法治是个法律化的政治术语，而国家治理是社会参与、行政协调和国家统筹的政治术语;前者更多牵连形式理性，而后者更多关乎实质理性;前者必须以结构者的身份对后者予以调整、规范;而后者必须被安排在形式理性的框架内。即在公权主体的行为中，法律作为逻辑大前提是不能缺席的。这种立场用我们的日常说法，就是将心比，都一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反之，不少时候，国家治理的事实和规范资源要取自法律之外。

国家治理中法治思维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要树立并坚持系统—协调思维，防止左右失据、顾此失彼的情形发生。前者顾名思义，是指作为法治前提的法律规范不冲突。

无论是个体自治、私人交往、公共交往还是官方举措。因此，与其说法律感和法治思维的培养，不如说法律感和法治思维的发现与引导。经过在这一框架中的不断实践，体验，即使人们并不了解法律、法治和自治内在关联的所以然，也会经验性地理解两者关联之然。因之，在国家治理中，一断于法、奉法为上，乃是其理所当然的要求。

权力这种恶之花还不可避免地会作用于法治秩序的建构和维系中。至于我国，这种情形尤为明显。可接受既有实质的可接受，也有形式的可接受。尽管并不是所有的纠纷当事人都选择司法救济，尽管并不是每一例纠纷都需要司法救济，但司法必须对每一例纠纷予以救济的可能通道予以开放。

这是因为：其一，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越来越陌生人化，这使得熟人间靠传统亲情伦理、宗族规范、社会习俗以及自我道德这些具有明显内部性的自约束机制大为松弛，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外约束机制——法律。可见，外部系统性是法律规范内部系统性的实践形式，是法律规范系统性的检验机制，是由法律进而法治的现实表现，从而也是国家治理的现实内容。

所以，选择并服从秀出于林的圣贤、哲学王，就是人治思维之基本要义。但因社会进步及宗教改革运动、黑人运动、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之前主体自治的藩篱被拆解。

有学者强调：无论立法工作和司法工作，都离不开逻辑这个工具。既然如此，法治思维就必须为法律的冲突——无论是形式冲突还是实质冲突寻求救济方案。人治思维则把国家治理的希望寄托于一位大智大慧、全知全能的圣贤或哲学王 〔6 〕，故唯仁者宜在高位。例如禁止狩猎、贩卖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就是把天人关系的规定性化约到人类行为规范中，从而变成以天人关系为内容的人际关系。其中救济的最重要、最权威、也是最终的方式，就是司法。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设计图，是模具，是3D打印机，而法律调整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依据设计图模具或3D打印机所生产出的产品。

但是，即便法律有这样的功能，也不能排除事实上在交往行为中，人们因权利义务的立场不同、主张各异所引致的冲突。因此，普通人的法律思维，不像其经济思维、审美思维那样来的亲切，反而对法律及法治会有自觉不自觉的隔膜。

这正如任何人都可能从一个人的外表看出其身体患病，但并不意味着其能看出该人所患具体病症一样;也如人人都应知道有重病要吃药，但并不意味着其知道每种重病具体该吃什么药一样。不应有离开权力的职责，否则，就是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

这样一来，源自感性、直觉和情感的初阶法治思维，就显得捉襟见肘了，而必须以一种高阶法治思维来统摄和引领法治大厦的建构。只有如此，法律和法治的体系性才能保障，协调性才是现实，进而国家治理的结果才能彰显为法治秩序。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面对数千年之久的帝王专制传统，面对数十年积累的权力意志对法律功能和价值的严重侵蚀，要真正做到在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各个时期、各个环节按照法治思维去组织和安排，我们还面临着明显的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难题，因此，其绝非一蹴而就。尽管全球化令国家的主权观念有所改变，但在全球性交往中，主导的工作只能由权力完成。但总的说来，必须以现代国家及其法治的要求为基础，以法治思维来推进。其四，国际事务的增长。

原子化的个人从来只是研究者观察人的起点，但从来不是，也不应当是其观察人、人类的落脚点。法律是法治的逻辑前提，也是国家治理的终南捷径。

可以说自由有序是人类秩序的一种形态，它所针对的是一国虽有秩序，但其代价是失去自由的秩序形态。其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是政治思维、后者是司法思维;前者是战略思维，后者是技术思维;前者是治理思维，后者是裁判思维;前者是大众思维，后者是职业思维。

它对公民自觉地参与国家治理而言，其意义不言而喻。而道义行为，如社会捐助等，一方面乃是公民或其他社会主体的自治行为，也是权利行为;另一方面，对于特别突出，具有典范意义的道义行为，法律上的应对是奖励。

与此同时，成文法的规模和内容也得以迅速成长。这样，人们的指望不就落空了吗？ 〔63 〕 国家治理中法治思维的协调性，是与其系统性紧密勾连的概念。特别对立法者和法治布局者而言，尤为重要。所以，法律是人们预先行为时，能够获得心理安全和行为保障的预期机制和预判根据。

所以，这里的规范，不是离开法律的其他规范，而是由国家直接制定的法律，或者在法律上被赋予了合法意义，能够被安排或结构在法律秩序体系中的社会规范。尽管现代法治的基础和日常活动由主体自治地或契约互治地实践，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主体靠自治和互治就能够胜任愉快地完成法治的所有使命，我们知道，主体在自治中会力有不逮;主体间在互治中会产生纠纷，且互不相让。

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另一方面，权力进入社会乃是严格以法律的授权为界限的，其目的是为了谋求社会和公共利益。

因此，在强调国家治理中法治思维的系统性时，已经意味着其协调性。与此相对，只要人们事先的行为安排违背法律的规定，除非有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出现，那么，该种行为就必然遭致法律的否定性处置，如宣布无效或进而予以处罚等，无论这种行为是谁作出的。